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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分享经济,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要区域

发布时间:2020-01-31 15:25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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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环境保护部发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指南(试行)》,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实施办法》,随后,部分省市部署了所在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编制工作。虽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具体实施还处于启动阶段,但这一重大改革将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39年前,共享经济的概念被国外教授首次提出时,没有人能想到它对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如今,上至国家方略,下至百姓生活,共享理念已深入人心,共享经济几乎无处不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引领,创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范例,积极推动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化时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中华文明中追求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理想的产物。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有利于重塑区域竞争格局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共享”一词被频频提及:坚定不移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共享”成为新时代新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涵之一。

求大同,就是追求天下大同、大同世界,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终极理想社会的理解与向往。其作为古今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既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建构,同时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建设性求索。

“十三五”期间我国要建立健全区域发展的协调机制,通过跨区域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的协调联动,实现区域发展一体化的高效发展。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的要求,健全差别化的财政、产业、投资、人口流动、土地、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政策,实行分类考核的绩效评价办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分享经济”,希望凭借其互联网基因,加速对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面对经济急剧转型的中国,共享经济的出现对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大同之世”的朴素期待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将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比拼经济发展、2008年以来的双重竞争转型为增加绿色资产的单一竞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不再以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发展为参照,全国不同区域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间、同一省域内不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竞争以及不同省域不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竞争将被保护和激励。

“十八大”以来,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共享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在带动经济发展、推动就业增加、方便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誉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展示了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新形象。

中西方文明中,都有各种学说探寻人类心中最美好的理想生活,西方有影响深远的“理想国”,中国有传承至今的“大同之世”,“大同”便是中国人心中美好的愿景之一。“求大同”是中华民族对优良公共生活的朴素期待,尤其是对终极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

2010年国务院最终确定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4种区域,并将限制开发区中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功能定位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要区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生态系统十分重要,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目前生态系统有所退化,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护、恢复和提高区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蓄洪水、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维护和提高区域提供各类生态服务和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30多年来,我国提供工业产品的能力大幅度提升,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不断减弱,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要求国家必须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供给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把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任务。

共享经济的雏形是分享经济,其历史也相当久远。丝绸之路的开拓促进了信息和物品的交流与分享,但条件所限,这是一种交流自由度和社会协作程度都很低的分享经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解决社会协作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从而推动了分享经济向共享经济转变。以共享单车为例,通过加装定位芯片、通讯SIM卡,可以对共享单车进行定位;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锁具控制技术,可以控制单车的个人使用;通过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合理调配单车的分布,增加使用的便捷性和效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共享经济日益体现为一种以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渠道为基础,通过第三方的产品和服务共享平台,使公众能够平等、有偿地共享一切社会资源的新经济形态。

“大同之世”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根据这一经典描述,“大同之世”尽管附带着浓厚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但以人类发展所必要的理想主义精神之历史张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为解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补偿、资源开发补偿等区际利益平衡机制,中央财政在均衡性转移支付项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具有直接性、持续性、集中性的纵向资金补助。这一制度帮助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方政府在全国空间竞争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只要保住绿水青山,就有可能得到金山银山。如果没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对该区域的产业禁限政策就无法落地,缺乏区域间分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全国开发区同质竞争的结果,造成的污染损失可能远大于创造的GDP,由于招商引资的政府行为,使供给过剩得不到及时的市场反馈而越发严重,必然加剧过剩产能。所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能再走招商引资、土地财政、工业化的老路,否则连当地的现状都难以维持下去,只有按照生态功能区的定位去竞争,才能换来当地有效的发展,并达到绩效考核的要求。

当今,共享经济已经向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拓展。交通出行是共享经济目前影响最大的领域,主要有共享租车、共享驾乘、共享自行车和共享停车位等。共享空间也是共享经济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主要包括共享住宿空间、共享宠物空间以及共享办公场所空间。金融与互联网模式的相互渗透,推动了金融领域共享经济需求的诞生。P2P网贷模式与众筹模式是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形式,它们通过互联网平台快速高效搜寻和撮合资金的供需方,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资金的使用价值,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共享物品借助于移动互联网的支持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物品共享、书籍共享、服装共享等不断涌现,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此外,共享美食、共享公共资源、共享知识教育、共享医疗健康、共享任务等越来越多的共享经济领域会日益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合作性消费为特征的共享经济对资源的节约性使用,提高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仅表达着公共权力的生成逻辑和政道指向,也昭示着对“为政者”本身的德行要求,即坚持克己奉公,用公权力为天下人谋福祉。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为政者”当以“天下为公”为价值中轴,以实现政治清明、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的有道之盛世。“大同之世”是基于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思考,饱含着儒家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由此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社会的智慧之渊薮。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实施依然面临难题

当下,共享经济在我国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共享经济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我们有发展共享经济的三个独特优势:世界规模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程度和数据开放程度较高;服务业快速发展,未来增长潜力巨大;城市化不断推进,大城市人口继续增加,对共享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大。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达到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与共享经济有关的服务提供者达到5000万人,占我国劳动人口总数的5.5%。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共享经济将以年均40%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交易规模将占GDP比重10%以上。

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恰在它高于现实且蕴含着未来实现的可能。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再现了先秦经典中的“大同之世”,同样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的“理想世界”。在“桃花源”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过着纯朴安宁、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这一愿景虽然在古代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但它以文学艺术形式表达着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更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中央自2008年起,对占全国国土面积40.2%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至2014年累计投入2004亿元,然而持续数年的资金补助并没有使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环保部发布的《201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占比11.59%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好、72.15%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13.82%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有变差趋势。如何提高我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生态环境效率,这不仅涉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而且涉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长期以来发展模式的深层次问题。面临的难题可能具有系统性特征,但一个重大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政策实施后,能够不影响该区域的收入水平,至少使该区域的收入水平不因此下降,或保持不变。

目前,我国共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新旧经济规则的冲突、可共享对象的规范性不够明晰以及文化理念和消费习惯亟待转变等因素的制约。随着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环境的不断完善,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发展,“分享、协作”的理念持续普及,未来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共享经济将把每个人都串联起来,让人们通过共享平台分享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分享更美好的新生活。

“大同之世”的美好夙愿,不仅可以作为人类美好社会的应然“图景”来引导人们的行动方向,而且能以“希望哲学”的理想愿景作为检视现实的他者“借镜”,进而检视和调试着人们的行动方略。所以说,大同“朴素”而不失“理想”之应然“情怀”,谓之“期许”而不失“现实”之实然“批判”,以其不可磨灭的心性之力表达着人们不断“逼近”美好社会的生命张力。

就陕西而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面积较大,县域较多,贫困县占比大,情况复杂。在2011年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附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名录”中,覆盖陕西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有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和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其中,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包括延安市的吴起县、志丹县、安塞县、子长县,榆林市的绥德县、米脂县、子洲县、清涧县、佳县、吴堡县等10县,总面积22285平方公里,主要目标是土壤保持、防止水土流失、维护生态安全;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包括西安市周至县,宝鸡市凤县、太白县(上述3县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型),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等所属31个区县,总面积58917平方公里,主要目标是维护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水土保持。2016年,《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国函〔2016〕161号),同意陕西省新增宜川县、黄龙县、洛南县3个县域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这44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总面积占陕西省国土面积的42.3%。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大同之世”何以可能

陕西44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中,有太白县、洋县、西乡县等31个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12年3月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中的国家级贫困县。44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除自然保护区、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已经有法律法规管控的区域外,其他区域的发展现状将受制于“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7-10-30 第1版 要闻)

世代先贤对“大同之世”孜孜以求,恰恰因其“可能性”。可以说,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政道期许中蕴含着“何以可能”的现实准备。

对受制于“产业负面清单”的区域,需对现存产业进行梳理,明确能够保留什么产业?不能发展什么产业?对保留的产业怎样进行绿色化改造?对允许发展的产业如何规划?对禁止的产业如何退出?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调整的配套措施,必然会对当地产业调整幅度较大的区域产生振动,影响当地短期和长期的收入水平。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将影响贫困县和当地贫困户的扶贫和脱贫。如果这些区域不能实现脱贫或反贫,又将影响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的行为,可能不利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减少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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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丰裕与共享。《孟子·滕文公上》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表达的是,“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又以“有恒产”改善民生而阐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重要性。《管子·形势解》曰:“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神农氏教人耕作生产粮食,大禹亲身疏浚河道,无不以利民生。所以说,物质充裕是确保“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基础条件,是民生之本,是社稷之基。诚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七十五章》),所以大道之行,必以“天下为公”,必以“百姓心为心”,始终秉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让广大老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大道之行,应致力于“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是解决好“患寡”和“患贫”的问题,在于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本身;二是解决好“不均”和“不安”的问题,在于“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傅子·通志》),以共享原则来分好“蛋糕”。

要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政治的开明与公正。“选贤与能”,尚贤以识能,知人而善任。《墨子·尚贤上》曰:“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为政者以开明政治来“选贤与能”则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必担心“民之难治”。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故王道之制,必“尊贤使能”,使“俊杰在位”。如此“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也”(《孟子·公孙丑上》),有了“知人”和“善任”的用人导向,所以贤者云集,人才济济,由此形成为理想社会奋斗的中坚力量。

为了对冲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完整的可持续性,当前急需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落实“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提供物质保障。

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大道之行,“讲信修睦”,人与人之间讲求信义,遵循契约,和睦相处,“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和谐”是指一种协调、和睦的状态,如“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晋书·挚虞传》)意指各种事物配合得匀称、适当。如“和而不同”之“和”中包含着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则蕴含着事物间的统一性与创生性。此外,和谐也意指对和谐状态的追求。相应的,“大同之世”也不是指既定的静止的样态,而是更多地意指不断逼近“和谐”境地的行为和过程。“讲信修睦”不仅体现身心和谐之上的人际和谐,而且体现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大同世界”。

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40.2%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首要任务是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限制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为保障该区域功能定位目标的实现,自2008年以来国家对其逐步实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政部颁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办法》(2009)、《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2011)和《2012年中央对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2012)都明确了转移支付的基本原则、资金分配公式、资金使用用途、监督考评办法,引导当地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提高当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2009年和2011年的《办法》确定了根据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考核结果进行奖惩的激励约束机制。2012年的《办法》对激励约束机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基本原则、监督考评办法和激励约束机制三方面都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仅以对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结果作为激励约束的唯一依据,但其资金分配公式和资金使用用途与2009年和2011年的《办法》相同,即既考虑当地政府标准财政收支缺口也考虑生态环境保护支出,这就产生了转移支付的双重目标与生态环境单一考核的不协调问题,另外,该《办法》在资金分配公式、资金使用绩效考核方法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进。

人心的觉解和安然。大道之行,亦是大学之道之行也。如《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欲成非常事,必有“止于至善”的非常之人,所以要格物以致知,通晓万物之理;诚意以正心,做到崇道而务本;修身以齐家,明确“物有本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者,故而“知所先后,则近道也”。所谓“人心不古”,固然有外在环境因素使然,当然也与内心的自我堕落有关。人心的觉解,不是简单而直接复归“古貌古心”,而是以追寻“人之所以为人”之存在的本质力量,泰然自若地展开自我。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还可以理解为致力于“有道之世”的价值共识和群策群力;“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可以理解为致力于“大同之世”的执着信念和实践求索。如此好“学”而善“习”者,故所谓“学至于乐则成矣”(《二程遗书·卷十一》)。

第一,改革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标准、逐步增加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利益相关方,并对不同补偿客体采取差异化补偿标准,避免“一刀切”政策。

“大同之世”的时代出场

首先,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作用已被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但我国现行针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政策,设计理念侧重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测算方法依照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式,最大缺陷在于与生态环境价值贡献脱节。因此,要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进行生态补偿理念重塑,基于生态环境价值进行补偿资金的配置。

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以此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轴心时代的信念力量助力建构人类美好社会的中国方案出场。

其次,现行补偿客体仅包含县级政府,无疑会造成区域内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冷漠甚至抵抗,涵盖全部利益相关者的生态补偿机制需要逐步建立。县级政府主要负责工程治理,比如大规模植树造林、水资源治理、河道整治、工业企业整顿等,其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和牺牲了大量成本,在生态补偿初级阶段应对其予以保留。相关企业在政策的影响下,主要会产生关闭、停业、转产、新增环保设备等变化,对其补偿可以根据关停损失、新增环保设备费用等直接进行一次性弥补。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维护的进行还是工业企业、城镇化建设等的限制,最终的行为人和受影响者是当地居民,不对居民进行补偿,不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就缺乏保障。

一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之中国梦的时代出场。中华民族是求真务实的伟大民族,也是有理想情怀的伟大民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不是悬隔在“主观想象”上的“乌托邦愿景”,而是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深刻把握基础之上,进而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郑重说明和行动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既是传统“大同理想”的精神承续和现实建构,也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初级阶段之过程实践的时代出场。

最后,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利益最大化的补偿标准应是“因民制宜、因地制宜”,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客体采取不同生态补偿标准。同一客体时间上的差异体现在,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标准会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升降不断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较低的时期,区域原有的、影响生态环境资源的活动并不强烈,这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禁限政策的实施对区内的影响相对较小,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标准相应较低。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较高的时期,区域利用当地特有的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经营活动、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居民收入,这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禁限政策的实施对区内的负面经济影响相对较大,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标准应相应提高。另外,不同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的难度、提供的生态环境价值量、同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不同利益相关者受到“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影响都不同。结合上述情况,按照差异化的补偿要求,应对补偿客体实施动态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二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指向。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自己解放自己的核心力量。带领人民创造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而要善于倾听和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逼近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结果,因而要坚持改革发展为了人民、改革发展依靠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就集中体现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同富裕的制度指向和发展理念。

第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逐渐放松产权干预,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科层产权结构,着力解决由于所有者不到位、所有权边界模糊、使用权受限等导致的生态服务提供者的寻租行为和投资不足等。

三是讲信修睦、协同发展,共享共建惠及世界的中国行动。和则强,孤则弱。“大同之世”既要体现讲信修睦的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也要彰显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家国情怀”,更要彰显“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是人类高度互助共荣的理想社会形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基于此而推行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实现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协同发展提供了机遇之窗。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这种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和中国行动,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村提供了黄金法则,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启了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之路。

首先,坚持资源公有、物权法定,清晰界定国土范围内的各类自然资源产权主体,在土地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二元结构下,明确不同地理尺度的、承载于公共土地之上的各类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等,尤其强化使用权、收益权等子权利的分割、组合和配置,优化科层产权结构,通过多种形式实现自然资源的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利相互制约的产权体系。其次,赋予个体独立意义上的使用权,将其视为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的产权主体,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推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府角色向公共利益服务者的转换,做到放权于民,使人民成为自然资源的主人翁,提高自然资源配置效率。最后,明确不同产权主体的义务、权利和利益,确保责、权、利的对等,全面建立覆盖全民的各类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并以法律形式保障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强制性,严禁无偿或低价使用、出让等,充分保障生态保护人的权益。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今天的我们,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将继续畅想天下一家的美好愿景。

第三,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考核制度和重视基本公共服务的现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奖惩机制,明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社会福利包含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两部分,并逐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比重。

(作者刘占虎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共享发展理念的社会主义特质与实践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我国秉持以GDP为核心的区域政绩考评体系,发展地方经济能够给官员带来激励,造成地方政府将大部分人力、物力用于提升GDP,而对于那些不在考核范围内的其他指标不关心,特别是在GDP的指挥棒下,以牺牲环境资产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成为顺理成章的行为,纵容环境破坏、滥用环境资源以及消极治理环境污染等行为根深蒂固。虽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入了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考核,但在调整奖惩金额的指标权重相等的情况下,相较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四个指标,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单一EI指标显得十分薄弱。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5月19日第5版)

要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的积极性,首先要对奖惩形式进行调整,以排除自然不可抗因素后的EI“净变化”为依据对县域自获得转移支付以来的历年进行考核,实行累进制奖惩,使生态环境质量奖惩更为严格。其次,以前期EI结果和奖惩的实施为根据,建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否合作、中央政府是否强势奖惩的生态声誉机制,该生态声誉一方面是奖惩金额的调整系数,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评比、官员升迁、居民生态福利享受等的优先考核指标,纠正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考核制度,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和相互促进。再次,通过扩大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等,增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抑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挪用。最后,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禀赋要素的考虑,并根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不同风险特征选择合适的生态保护激励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容和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与生态效益产出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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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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