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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用3A的理论来制定、指导我们的景观学教育体系

发布时间:2020-01-22 02:27    浏览次数:

  ■ 文学之为文学的真正奥秘也许更在于,它是想象的结晶,是作家想象力的尽情表演,是读者通过阅读参与想象的契机,而想象是智慧的冠冕,是“照亮黑暗的最高蜡炬”。

  ■ 我们要在一学期内学完梵语的基础语法,可想而知课下的准备和作业是多么地辛苦。有时翻译一个句子要苦思冥想一两个钟头,但是最后翻译出来时的兴奋就好像破译出了最繁难的密码,演算出了最艰深的公式,志满而意得。

  ■ “3A哲学”及其指导下的景观学的提出,建立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以及学科发展层面的依据之上。

  ■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透斯(Proteus)是一个能随意变形、预知未来的海中老人,由此衍生的“protean”就有变化多端、多才多艺之意。

  ■ 一百多年来,德国一直执印度学之牛耳,特别在文献研究领域其权威地位至今仍为国际学界所公认。

  ■ “3A哲学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并不是机械生硬的,其中体现着顺畅的过渡——因为现在我们从事一个广义的景观作品的时候,其本身就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的和艺术审美领域的。

  ■ 在西方传统中,对想象的理性思考成为18世纪人们的一个重要活动,浪漫主义作家则将对想象的尊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想到季先生亲手创立的印度学专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梵文学者长夜孤灯,寂寞坚守,为的就是传承这份事业,这种精神。

  ■ 用3A的理论来制定、指导我们的景观学教育体系,本质上就是景观学本身错综复杂、涉及面极广的客观需要。

  ■ 文学是想象力的产物,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讨论想象的种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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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导师段晴教授在《梵文基础读本》的后记里写道:“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历经七十载的漫长岁月。而季羡林先生当年正是第一批接受DAAD资助赴德国留学的学生。因为季先生与德国结的缘分,与梵文结的缘分,这一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德国学者称之为《施坦茨勒》的教科书,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

  “3A哲学观”的提出

  古有爨薪、烛薪之分,“爨薪所以取热,烛薪所以取光”(闻一多语)。也就是说,前者为做饭烧水的柴火,后者是驱逐黑暗的燃灯。薪火相传,多就烛薪而言,爨薪丧于日常之用,烛薪成于烛照之明。薪木如此,文学亦然。文学可以摹仿,可以载道,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与其他非虚构性文本一样,无所区别地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但文学之为文学的真正奥秘也许更在于,它是想象的结晶,是作家想象力的尽情表演,是读者通过阅读参与想象的契机,而想象是智慧的冠冕,是“照亮黑暗的最高蜡炬”。

  时光倒流,十年前的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循着季先生的足迹,与梵文结缘,与DAAD结缘,与德国结缘,甚至成为季先生翻译的《梵文基础读本》的修订者之一。

  景观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一直致力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景观学始终与3A即农学(Agriculture)、建筑学(Architecture)和艺术学(Arts)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景观学的发展过程正是“3A”不断融合,从而形成崭新的景观哲学观的过程。鉴于当代景观学体系不清、内涵含混,景观行业内呈现出的无序性现状,当代景观学的发展更需要这三者的共同驱动,因此,笔者在多年前提出了关于景观学的“3A哲学观”,可以作为景观评价标准的一种选择思路。

  人们经常用普罗透斯来比喻莎士比亚。苏格兰古典学者威廉·理查森说,莎士比亚是“戏剧的普罗透斯,他将自己变成每一个角色,随意进入人性的每一种状态”。在希腊神话中,普罗透斯(Proteus)是一个能随意变形、预知未来的海中老人,由此衍生的“protean”就有变化多端、多才多艺之意。莎士比亚尽情驰骋想象,去体验形形色色的角色人生,用想象力的光辉照亮丰富人性的每一个角落,因此他才能够“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初识梵语

  “3A哲学”及其指导下的景观学的提出,建立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以及学科发展层面的依据之上。我国的景观事业在经历了近代的战乱和动荡之后,直到新中国建立才重新复苏。当时的园林专业主要设置在一些农业院校的园艺系和一些工科院校的建筑系中,前者主要教授观赏植物的栽培、应用和一些造园理论,后者则主要从空间布局、建筑艺术的角度教授园林和相关的工程知识。这种学科设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景观和农学、建筑学的紧密联系。在当时,由于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群众仍然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景观建设主要停留在植树造林和城市绿化阶段。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简单的绿化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众对于环境的需要,人们除了要在园林绿地中休憩外,还要满足精神上的审美需求。这要求景观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具有更高的艺术品位和美学修养,不仅要懂得如何建造景观,还要懂得如何将景观建造得更有美学品位,这就需要艺术学的介入,形成农学、建筑学和艺术学三位一体的景观学科构架。

  浪漫主义所尊崇的想象

  2003年我从北师大中文系被保送进入北大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方向,学习梵语。当时我虽然对印度语言文学知之甚少,但是季羡林先生的大名已是如雷贯耳,先生的文章也拜读过不少,特别是先生论述原始佛教语言的《浮屠与佛》,列举大量语言学与文献学的证据,极见功力,令我深感做学问需要的正是这种真功夫。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十分庆幸自己有机会成为了季先生的再传弟子。

  理论层面上的“3A哲学观”

  在西方传统中,对想象的理性思考成为18世纪人们的一个重要活动,浪漫主义作家则将对想象的尊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诗人、文论家柯尔律治将想象分为第一位的和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想象是一切人类知觉的活力与原动力,是无限的‘我存在’中的永恒的创造活动在有限的心灵中的重演。第二位的想象,我认为是,第一位想象的回声,它和自觉的意志共存。” 柯尔律治所谓第一位的想象是指人类全部知觉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源泉,它在有限的心灵和无限的“我存在”(I AM)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第二位的想象则关乎“自觉的意志”,是人类有意识的、自觉的重组与创造活动,通过“溶化、分解、分散,为了再创造”,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创造行为。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家多认为,柯尔律治所说的第一位的想象只是人类一般的认识能力,而第二位的想象才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行为,更值得推崇。这其实是误解,对柯尔律治来说,他更看重想象在主体与客体、经验与超验、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沟通力量,进而言之,想象是参与或分享造物主创造新世界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从信仰的高度来理解想象。在《哲学讲稿》中,柯尔律治说:“心灵……向外探索自然,发现自己的自然本性一直在探究自然,那自然本身不过是更大的镜子,心灵在其中看到它自己的现在与过去符合规律,它学会了尊敬,同时感到那唯一伟大的存在的必要性,其外在理性是心灵中的观念的基础和绝对条件,也是自然中所有相应现实的基础和绝对原因——它感到自然永远存在于规律之中、每个事物都因此是其所是的现实。”自然不断生成、变化、创造的规律就是无限的“我存在”,心灵因为其自然本性所以在探索的过程中可以重演这些规律,这种重演不是机械的反映,而是心灵自身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想象的能力。心灵与自然的这种符合说明,想象是参与外在自然之永恒理性的创造性力量,或者说,正是心灵的这种创造性参与,自然之理性才得以揭示。因此,心灵的想象活动是类似于造物主的创造性活动,贯穿在人类全部的认识活动之中,任何研究领域都离不开想象。

  开始学习梵语的日子紧张、忙碌而又充实。作为印欧语系最古老也最复杂的语言,梵语常被称为天书。我们要在一学期内学完梵语的基础语法,可想而知课下的准备和作业是多么地辛苦。有时翻译一个句子要苦思冥想一两个钟头,但是最后翻译出来时的兴奋就好像破译出了最繁难的密码,演算出了最艰深的公式,志满而意得。我们的梵语入门课程由段老师亲自教授,她讲起文法来是典型的德国风范,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但又很有个人的幽默诙谐风格,妙趣横生,常常逗得我们开怀大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段老师亲自为我们批改作业,每次还写上评语,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诸如“非常好”、“继续努力”、“为你骄傲”等,但那份关切与温情充盈纸间,令人倍受鼓舞。十年来从北京到广州再到上海,辗转迁徙,搬了几个家,这些老师批改过的作业本始终陪伴着我,时不时地翻看,总能感受到那份温馨和力量。

  伴随着景观学学科本身的复杂性,行业内呈现出了极为广泛的无序化表现,各行各业都在争相挺进景观行业。从景观名称、到内涵、到学科体系,争论得不可开交。建筑学人士认为,景观是建筑的景观,而建筑也是景观的建筑,两者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分割了,所以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就是普遍意义上的景观,所以把它译成景观根本无可厚非;农学人士认为,作为景观重要组成部分的园林,实质上就是从园艺发展而来的,作为景观的鼻祖,Landscape Garden或者Landscape Gardening被翻译成景观也是可取的,同时农学的科技内容也是景观的植物环节必不可少的内容;艺术学人士认为,景观一词在中国,本身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而作为景观艺术代表的公共艺术就是景观(尤其是公共景观)的标志,由此以Landscape Art或者Landscape Design作为景观的代名词再合适不过。

  “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巴什拉语)文学是想象力最活跃的场域,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通过词语和想象来建构各种可能世界,以此不断拓展我们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它们或者是现实世界的镜像,比如巴尔扎克对19世纪法国金钱社会的再现,《安娜·卡列尼娜》对俄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道德、情感生活的描写;或者是有关某种危险的社会情势的警示,比如《我们》对以集体消灭个体、抒情诗也堕落为数学公式赞歌的无情社会的讥讽,《一九八四》对充斥“新话”的极权社会的想象;或者是对渊深、广大的意识世界的探索,比如乔伊斯笔下不同人物内心意识的流淌,普鲁斯特对心灵、记忆等“深层矿脉”的挖掘;或者是纯粹的幻想性世界,比如神话、童话、科幻文学等。对作家来说,外在于、先在于最终艺术作品的那些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都是想象力的材料,想象的主体以审美的而非功利的眼光看待这些材料,并以新的艺术秩序对它们加以安排,因此常常能够创造出新的意义来。纳博科夫说得好:“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不然这门艺术就成了无所作为的行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只要现实还存在),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王安忆对这段话甚为欣赏,认为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她的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关系问题,王安忆和纳博科夫所共同肯定的就是想象建构新天新地的能力。

  学习完基础语法后,就开始阅读各类梵语文献。以研究印度哲学见长的高鸿老师带我们读梵语哲学与宗教文献。我们上课的形式很像西方高校里的seminar,我们讲自己的翻译和理解,老师给我们做点评。高老师对语法抠得很细,任何一个小的形式变化都不能漏掉,而讲起哲学来则是纵横捭阖,东西贯通,观点精辟而独到,常让人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王邦维老师教我们的梵语文学选读课,带我们读《那罗传》。王老师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但却没有半点架子,讲起课来总是娓娓道来,平易近人,王老师既精语言,通佛教,又擅历史,在阅读文献之余,辅以历史掌故,常让人听得沉醉其中。当时我们在外文楼的梵巴教研室上课,很多个日暖风和的午后,我们三两个人和老师围坐在长桌边,泡一壶茶,伴着窗外的鸟鸣啾啾,和风送来的缕缕玉兰花香,讲论古圣先贤的著作,颇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笔者以为,在此问题上争论谁包含谁并无太大意义。不妨就从名字上来直译每个专业门类,我们发现Landscape Design是景观设计,Landscape Art是景观艺术,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景观建筑,Landscape Gardening是景观园艺。直译之后,整个线索变得明晰起来,其实它们谁也不能包含景观学科的全部。我们鼓励学科间的渗透和学科融合,但是并不代表可以以偏概全,从高校的学科背景角度看,我们必须归纳这个体系,从而从更高的层次上提出对景观学的理解。鉴于笔者常年的3A领域研究实践,深深地体会到三者之间缜密而微妙的联结,为避免景观学的学科体系继续长时间地混乱下去,景观学业内亟需一种理论体系来规范自身的发展。美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雷舍尔在《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一书中就曾提及:“复杂性是实在(reality)的一种深刻的特性。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它复杂到自然的复杂性就是无穷无尽。”吴良镛在《人居环境科学与景观学教育》中论及景观学学科体系时说:“多学科融贯思想更为明显”,杨建辉等学者也指出:“景观学在我国还是一个全新的专业,既不同于以往的风景园林,也不等同什么环境艺术,而是知识背景宽广,多学科交叉,理工文史知识都有所涉猎的复杂学科。”詹姆斯·科纳在《复兴景观是一场重要的文化运动》一文中亦云:“一个综合各学科知识的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景观现象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跨学科的思想交流长期以来影响着设计实践、表现模式和建成环境外观的性质。”同时,景观学的研究对象也完全具备“复杂性”所界定的“兼备多种组分要素、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由此,我们可以将“3A哲学观”引申为一种在本质上是以“复杂性”为核心而建构的系统化整体观的景观哲学。

  明辨真正的想象

  2006年我从印度回国后,段老师开始帮我选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她正在做教育部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整理”的项目,同时在筹备建立“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室”。贝叶经是写在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经,是珍贵的第一手佛经文献。12世纪印度的佛教寺院和大量佛经被毁于一旦,幸存的贝叶经主要收藏于西藏和尼泊尔。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原先藏于布达拉宫、夏鲁寺等寺院中,建国后一部分被运送到了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八十年代季羡林先生让他的几个学生拍摄了部分贝叶经的照片。过去由于条件所限一直没有对这批贝叶经做系统研究,只是编订了贝叶经的目录。段老师决定由我们来做拓荒者,选取几部贝叶经按照国际通行的文献学方法进行编辑和研究。她注意到第76号经没有人做过研究,而这部经恰好有汉、藏译本,很适合做多文本对勘研究,所以她就让我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实践层面的“3A哲学观”

  当然,在颂扬想象力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其潜在危险保持警惕。有时我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创造性的想象,什么是简单的妄想或病态的疯狂。人们根据想象谋划未来时,有时分辨不清什么是高瞻远瞩,什么是痴人说梦。创造性想象和病态的想象都有一个对世界进行改造、重组的过程,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纯粹主观的对现实世界的强迫与肢解,却无法与现实符合,或留下一个破碎的局面无法收拾,而前者懂得将自己的理想、期待、情感与蕴藏在现实世界之中的规律性、趋势等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一个是破坏,一个是创造。我们个人的夜梦是支离破碎的颠倒妄想,心智失常状态下的幻想多为凌乱无章的呓语,而艺术家却“知道怎样苦心经营他的昼梦,使之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变得对旁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的”(弗洛伊德语)。文学是想象力的产物,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讨论想象的种种形态。《洛丽塔》中的亨伯特童年恋爱受挫,却在中年时把12岁的美国小姑娘想象为自己的初恋情人,幻想在洛丽塔身上成就爱情梦想,结果既剥夺了洛丽塔的童年,也让自己丧身囹圄。亨伯特是病态想象的化身。《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包法利用想象来经营自己的生活,她沉迷于浅薄的浪漫主义小说,与上流社会的偶然接触为这个外省女子想象巴黎提供了最初的星星之火,对情人的热望让她既看不清身边男人的真正面目,也看不清贪婪的商人为她编织的债务陷阱,最终吞下其实是自己调制的砒霜。爱玛体现的是幼稚的想象。

  76号经是一部密教经典,是以尼泊尔钩体抄写的,和我们熟悉的天城体有不小的区别。起初看着那一片奇形怪状的天书,我花了三天时间仅认出了两个词。后来学习了钩体的字体构造,借助藏译,辨认的进度稍稍加快了些,但即便如此,释读完一篇贝叶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有时遇上难以辨认的字符,往往费尽心思,反复查证,甚至三四天也束手无策,而灵光一现的刹那不啻于发现新元素的狂喜。在转写过程中,我发现写本中有不少错漏之处,而且这部经的语言也非规范的梵语,对其做增删修补需要遵循特定的编辑原则。在段老师和德国的哈特曼教授指导下,我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制定出适合此经的编辑方法,在充分保留原经文特色的基础上参考汉译和藏译,对写本进行了编辑和修订,并且按照国际通行的文献学对勘方法,将梵文与汉,藏译文逐段对照,整理成对勘本,并在此基础上写了相关的研究。

  “3A哲学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并不是机械生硬的,其中体现着顺畅的过渡——因为现在我们从事一个广义的景观作品的时候,其本身就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的和艺术审美领域的。

  病态的想象大多出于唯我论,幼稚的想象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判断力,其共同的根源则在于狭隘与无知。约翰生博士对想象抱有审慎的态度,他说:“没有知识的想象等于零。”想象不是无所依傍的天马行空、主观臆断,真正的、具有生产性的想象恰恰是以对尽可能多的事实和关系的把握为前提的。乔伊斯的都柏林是他自我流亡到欧陆后的想象的产物,但在描摹这个城市时,他会就某个窗户的颜色、周围是否有常青藤缠绕等细节问题写信向家人提问。卡夫卡《变形记》有关变形活动的描写,能够让一个昆虫学家确认,格里高尔变成的是一只甲虫,而不是蜣螂。福楼拜这样描绘他的写作过程:“今天写的是男人和女人,情夫和情人,秋日午后我在树林里骑马,枯叶阵阵飘来,我就是马儿,落叶,风声,笔下人物的谈话,甚至是使他们微微闭上沉醉于爱乡的双眼的红日。”只有对马儿、落叶、风声、谈话、红日有最真确的了解,福楼拜才能将它们稳妥无虞地安放到他的文字世界之中。对艺术家来说,他不但要善于观察,深入把握艺术表现的对象,还要熟悉种种既有的艺术程式,对所调遣的语词也要有足够多的储备,这样才能在想象的世界中自由飞翔。如果不是一个鳞翅目昆虫学家,纳博科夫不会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地描绘蝴蝶;如果没有广博的英语文学史知识,乔伊斯不可能在《尤利西斯》中驾轻就熟地戏拟各种文体;而所有伟大的作家差不多都是词语的知识巨人。

  到了2008年底,带着几分期待和忐忑我迎来了论文答辩,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的一番话,他颇为感慨地说,对写本的编辑和相关研究一直是国际印度学界和藏学界乃至文献学界衡量学术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国内一直缺少这方面的研究,他对此一直深以为憾,现在他很欣慰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写本研究。虽然我的论文还存在很多不足,但答辩专家均给予了肯定,特别是沈老师的话,让我为自己对写本研究所做的微薄贡献感到骄傲和荣幸。

  我们知道,3A哲学的第一个A就是农学,这里面包含着景观生态、景观园艺、景观植物等一系列内容。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研究景观,那就回到了景观最初的源头上——从景观植物的生长与保护、景观环境的优化、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与最大化利用等等,农学的存在有着切实的实际意义,在现代园艺科技与植物文化的完美结合方面、园艺植物栽培学方面以及园艺景观化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满足了景观的内容要求,同时对人的食用植物需求以及景观的植物维护与配备都不无裨益。而时下从事园艺者的就业形势持续向好,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欧洲园艺师也常常与艺术家划为约等号,优秀的园艺师在别墅等范围内往往承担景观师的责任,加拿大园艺师Nick认为,园艺师不仅担负着城市环境的建设,更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健康生活,因此地位自然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无异。园艺界的著名期刊Garden Design就是一本充满艺术气息的园艺专刊,事实上这也是3A中的两A(Agriculture、Art)结合的成功典范。同时也很好地印证了3A理论中这两者的结合。问题在于,中国的景观学截止目前对于自然属性方面的考虑过于强调,以至于我们几乎缺失了从艺术审美角度来考虑的景观,农学几乎和艺术“老死不相往来”。

  想象的光辉

  负笈天竺

  此消彼长,我国景观工程实践方面对于审美领域的不重视,导致了两者间的极度割裂与不均衡。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建设中,景观内“放什么”和“如何放”几乎都由自然科学部门与工程技术部门说了算。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六、七十年代前后,我国每一个城市的景观设计都是同一个模式,从小区到学校到商业办公楼环境。其根本原因是大多数设计费被包含在工程费之中,而由于景观建设相较于建筑设计而言,其技术的指标含量相对较弱,于是很多工程队伍甚至不配备专职的设计师,图纸套用、混用成风的现象普遍。个性差异被降到最小,景观的艺术与审美被降到了中国近代的最低点。而在同一时期的美国却恰恰相反,政府通过相关法律要求特大城市的建设管理部门和建筑师、景观师们特别注意保持和完善城市及其附属区域的个性,在成片改造时,也力求分解出城市各区域的独特的历史风貌。虽然是现代化的改建,但建筑师们仍然花大力气去设计出各式各样,具有多种风格的建筑方案,而景观设计师也被配备了丰厚的设计费用,设计出了一批又一批提升城市形象的城市公共景观艺术。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公共艺术几乎没有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景观艺术才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景观艺术应该是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支持下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

  艺术想象不仅是具有美学意义的创造行为,也是具有伦理意义的思维训练。想象既是对不在场的事物的再现,也是对想象对象的感同身受式的体验,它要求想象的主体能够设身处地地在自身以外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想象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也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群动万有的关系。因此,想象具有德性的光辉。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感论》中明确提出,一个人的整个道德感完全依靠想象。康德对我们的思维活动确立了三个规则:“1、自己思维;2、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康德所说的第二条就是扩展的思维方式,是推己及人的想象性思维。

  段晴老师曾说:“虽然我们是研究梵语和古代印度的,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现代印度,去印度实地感受它的文化。”于是2005年的七月,带着老师和亲友的谆谆叮嘱,我踏上了留学印度的旅程。去印度之前,我印象中的印度是迦梨陀娑和泰戈尔的绮丽宛转,是大篷车的欢歌笑语,是佛教的慈悲肃穆,是薄伽梵歌的妙慧哲思,当然还有晚点的火车,满街的乞丐和神圣又肮脏的恒河水。

  说到工程技术,就说到了“3A哲学”的第三个A-建筑。3A中的建筑也是广义的建筑,它包含了建筑、土木工程以及建筑材料等等,此处把它归结为与景观有关的工程技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建筑业在全国各地进入了繁盛期。工程技术经验越积越厚,在国际化浪潮的驱使下完全突破了传统理念的束缚,为景观学的工程部分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建筑市场成了某些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许多造型新奇、怪异的建筑在大城市中出现,这些造型新奇的庞然大物是不是真的契合于环境、融合于景观却并不是他们考虑的内容。于是,景观学的第三个A,在对工程技术方面的充分利用之外,更要考虑的就是建筑与景观环境、人文环境、精神环境的关系问题。否则这些外表新鲜的建筑,久而久之便会变得空洞而苍白无力,等待它们的只有陈旧与落后,最后变成一座座建筑垃圾。在“3A哲学”考虑下的建筑,作为人造空间是人与自然的中介——自然、美、技术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正因为想象总是飞翔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过去与未来、有限与永恒之间,所以它是一种拯救性力量,能够将我们从自我中心、此时此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我的解放则带来无限喜悦和创造力,赋予想象的主体以预言的能力。从个人体验看,对想象有深刻领悟的人会突然获得一种提升,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欢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思想语言,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

  来到印度以后,从全然陌生到逐渐熟悉,这个古老与现代交错的国度,本土传统与殖民文化并存的国度,多种宗教和多元文明交织的国度,几乎每天都让我有新的发现和感悟。比如说印度是一个真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我们刚到的时候住在尼赫鲁大学的招待所,对面就是一个大森林,早晨我们是被孔雀的声音叫醒的,森林里还有猴子、松鼠、野兔等很多动物。走在大街上,头顶飞着野鸽子,身侧有野狗和野猫来来往往,还时不时会碰到威风凛凛的神牛,虽然有时也会觉得脏乱,但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里,印度人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是很难得的。再比如说印度人特别为他们的民主政治而骄傲,但这种民主同时也导致了争论不休,效率低下,去政府部门办事往往要等上很久。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虽然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印度人在很多方面都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穿传统服饰,吃印式食物,拒绝洋快餐;看印度电影,拒绝好莱坞大片。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宗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印度教徒。

  “3A哲学观”与学科的发展

  浪漫主义作家曾经视想象为天才的特权。其实天才根本不是某个特殊的人群,而是一种天赋才能,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蕴藏,想象力的锻炼就是对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天赋才能的锻炼。《奥德赛》中,普罗透斯的女儿这样描述她的父亲:“外乡人,我将把真实情况完全如实地告诉你。/有一位说真话的海中老神经常来这里,/他就是埃及的不死的普罗透斯,他知道/大海的所有幽深之处。”想象的活火也将引领我们洞察广大世界的一切幽深之处。

  在印度的学习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负责留学生事务的ICCR安排我到德里大学梵语系上为期一年的进修课程,包括梵语戏剧,梵语诗歌,梵语语法和梵语写作等课程。梵语系的上课形式和我在北大时不同,以老师的讲授为主,较少师生间的交流,虽然略有遗憾,但读的文献还是不少,特别是跋那的散文诗《迦丹波利》,文句优美,琅琅华彩,使用了大量的比喻,双关等修辞手法,有些类似我们古代骈四俪六的骈体文,读来始终兴趣盎然。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许多艺术学院在原来设计艺术、环境艺术的基础上培养园林景观设计人才,这正是对园林建设实践中艺术诉求的回应。当代的景观艺术是3A学科的综合,相比较建筑,它多了分自然;相比较自然,它又多了分艺术,唯有从农学、建筑学和艺术学中去广泛地吸收营养,中国景观事业才有可能重新创造辉煌。而在“3A哲学观”引导下的景观学领域是由农学、建筑学、艺术学这三大学科系统的交叉融合,旨在人与环境之间建立均衡、和谐的人类聚居景观环境系统,须在“景观设计、景观建设、景观维护”这三个方面遵循我们一直重点强调的系统化设计思路与方法。而在具体的实践对象尺度上,从设计学的视角来审视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微观意义上的景观设计、中观意义上的景观规划和宏观意义上的景观策划,这三大层面的实践行为互相嵌套、关联与协调,尺度的跨越相当宏巨,但是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研究路径却不能截然分开。因此,系统化的整体设计思维在实践层面的内在需要动力驱动下也在呼唤“3A哲学观”指导的新景观学的诞生。

  学者小传

  在梵语系上课的同时,我还征得了佛教系的藏文老师Negi教授的同意,旁听他的高级藏文课程。我在国内时学过一些基础的藏文拼音,没有系统地学过语法。我自己看了几本语法书就大着胆子去上课了。Negi老师带我们读一本藏文阅读教材,开始读起来有些吃力,因为藏文词汇很难记,我就用笨办法,先把整篇课文抄下来,再自己诵读几遍,并标出不太明白的地方,等老师讲完,把原来不明白的句子再抄写一遍。这样一学期下来就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可以自己阅读一些简单的文章了。

  “3A哲学观”引领下景观学理论的建构

  刘佳林,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上海市翻译家协会会员,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副主任。先后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5)、南京大学中文系(1996、2002),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参加双语教学培训(2004),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做访问学者(2011)。主讲“西方文学史”、“比较文学概论”、“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本科生、研究生课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利用两个假期,周游了印度南部和东部,去了六七个邦。看过气势磅礴的阿旃陀和埃洛拉石窟,到过浪漫旖旎的果阿海滩,登过郁郁葱葱的大吉岭,震撼于曼索尔大王宫的富丽堂皇,沉迷于加尔各答博物馆的丰富收藏,亦感动于印度人朝拜神庙时的虔诚。游历四方让我见识到印度文化的多姿多彩,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印度的认识太过片面。虽然印度有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也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广义的农学为研究农业发展的学科,而农业是关于利用土地来栽种、畜养有用的动植物,以产生人类所必需之物品的生产部门。因此,土地与人的关系至为密切,而土地可分山上、地面及水中三部分,农学即利用此三部分为经营的对象。景观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亦为土地经营——注重土地的实质设计和规划,以及自然作用、经济力和社会力等塑造环境的因素,为一综合的土地经营技艺。以3A为核心的景观学系统的分支理论之一就是探讨广义的农学以何种途径介入景观学的问题,或者说景观学是如何从广义的农学中汲取自身学科系统所需要的营养以求得学科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科学化与学科理论体系的独立性。从广义的农学中获取的理论支持主要指景观生态系统的自然因素,包括地质、土壤、水文、地形、气候、植被、野生动物及彼此之间生态作用关系,仅就技术操作层面而言,亦包括植物生长与生态演替、土壤科学、水文和污水处理、微气候控制、地表排水、冲蚀控制、硬体地表面的维护等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西方文学、比较文学、传记学。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子课题负责人兼项目学术秘书)。著有《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编有《比较文学概论》(参编)、《外国传记鉴赏辞典》(副主编),译有《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诚与真》、《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文化社会学指南》等八种,另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读书》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结缘慕尼黑

  就中国古典园林而言,广义的建筑学融入景观学隶属于中国古典建筑体系,它是中国建筑的一个独特分支,而我们今日亦将中国古典园林纳入景观学的研究视野,从某种程度上就将建筑学融入至“大景观”的范畴内,冯仕达在《景观学的相互关系与文化》一文中即说:“中文的‘园’通常是指结合了带有建筑物的室外空间和有屋顶的环境。”而戴维·莱瑟巴罗也明确提出了“建筑与景观共有地平线”的鲜明论点,并指出:“近来关于城市生态学的讨论暗示对景观的思考将使建筑师重新思考设计建筑的本质和任务,将把建筑物看作整体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止是建筑学的。”莱瑟巴罗的建筑学就是广义的建筑学,是根植于整体环境的总体设计方法论,遵循了系统设计思维的“把景观和建筑理解为地形的艺术”,安妮·威斯顿·斯本在《景观中的建筑:走近统一视觉》一文中亦极力倡导建筑融入景观的“整体视野”,并发出了强烈批判的声音:“景观是原始的住宅。建筑的起源在于建造遮棚,创造庇护所。建筑是一个适应环境的强大工具,但是现在变成了一种疏远自然的工具。”大设计视野中的“建筑”应是“景观中的建筑”,“景观”也是“地形中的景观”,景观与建筑共同融会于地形之中,消失在地平线上,如同马赫·赫瑞本在《自然的回归》中论及的景观不能再被认为仅仅是建筑基地的装饰,它恰恰是融入文脉、提升经验,将时间与自然结合进入筑成世界的深层次角色。

  目前正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多语种全文数据库建设工作。

  一百多年来,德国一直执印度学之牛耳,特别在文献研究领域其权威地位至今仍为国际学界所公认。季羡林先生当年在哥廷根大学就是师从著名的文献学家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并将德国印度学移植到了中国。段老师也是在汉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因此我们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有着浓厚的德国风范。2007年段老师为我选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后,一面嘱我申请DAAD的奖学金,一面为我联系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学与藏学研究所的哈特曼教授,请他指导我的论文写作。

  广义的艺术学与那种将艺术只限定在视觉艺术(如书法、绘画等)或造型艺术(如雕塑等)的狭窄视野是截然不同的,它泛指所有艺术门类(设计学、电影学、舞蹈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文学等)在艺术原理性这一层面应该全面导入至景观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并立足于景观学的系统特质,可将各门类的艺术知识运用到景观学的实践中去。但是,这种“导入”不同于一成不变的“套搬”,也不是艺术符号或风格的简单挪用,而是有意图、有选择性地提炼,在艺术创作原则与方法论的层面上的借鉴,例如于晓南即强调“艺术引导”在植物识别、植物生态习性和植物配置等方面的运用等。广义的艺术学导入景观学系统更是一种艺术与设计思维的导入,在“发散”、“动态”、“联结”、“想象”的创造性思维体系的置入,注重对景观营造美学品质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掌控。同时,景观学中的“艺术”是一个永恒的议题,然而一旦我们将艺术与环境整体性、人类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并在景观学理论架构中建立起密切关联,那么社会文化与艺术人类学意义上的新景观将得以建构,此时,广义的艺术学将触引着新意义、新价值的景观学理论与实践形态的共同呈现。广义的艺术学导入景观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以“艺术”的镜头聚焦于艺术学之逻辑、形态、情感、观察方法、分析和整体感等基本艺术原则问题在景观学系统中的创造性生发。

  哈特曼教授是蜚声国际的佛教文献学家,他对我的写本和研究很是重视,由于他的大力支持,我顺利地申请到了DAAD的奖学金。我一到研究所,教授就安排我每周在研究所做一次报告,和大家一起读我的写本。这种讨论会式的研读对编辑和修订写本是极有益处的,因为写本的编辑最是于细节处见功力的,一个字符,一个标点,一处注释,都来不得半点马虎。每次的讨论会我都能获得不少启发,而众人的群策群力也帮我避免了很多错误。哈特曼教授还特意每周留出一个下午和我一起读写本,每次都由我先把已做完的部分打印出来交给他批改,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教授的批改极其仔细,甚至连空格,标点都一一改过,令我对德国学者的严谨学风有了深切的体会,同时也感受到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关怀提携之情。

  “3A哲学观”导向下景观学教育体系的构想

  在查找资料研读写本的同时,我还修了所里梅塔(Mette)教授的俗语课(Prakrit),阅读俗语所写的耆那教文献。梅塔教授是耆那教研究和俗语研究的大家,除了俗语外,她也精通梵语、巴利语和藏语等多种语言。她的课可以说是语言和思想的盛宴,她旁征博引,挥洒自如,让我这个初学者也能得窥堂奥。对我们作业中的错误她从来都是温和地指出问题,并加以引导,与她的交谈和相处时时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城市景观建设的快速推进,景观学在数年间已发展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景观学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景观学教育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整体系统,但其学科发展与理论建构显得相对滞后,当前国内开设景观学专业的院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问题,钱学森同志就曾对目前我国高校景观学专业(园林专业)布局和课程设置的现状提出过建议,“我觉得这个专业应学习园林史、园林美学、园林艺术设计。当然种花种草也得有知识,英文的Gardening也即种花,顶多称‘园技’;Horticulture可称‘园艺’,这两门课要上,但不能称‘园林艺术’。正如书法家要懂制墨,但不能把研墨的技术当作书法艺术。我们要把‘园林’看成是一种艺术,而不应看成是工程技术,所以这个专业不能放在建筑系,学生应在美术学院培养。”

  虽然在德国的学习生活貌似单调,日日两点一线,大部分时间泡在研究所和图书馆里,但我觉得“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书香盈室,良师益友为伴,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快乐。

  就我国景观学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而言,景观艺术家(或园林设计师、园林工程师)的培养不仅可以在美术院校也可以在任何类型院校来进行,其关键在于要以“3A的哲学观”来指引景观学人才的培养,要从学科观念、支撑专业、培养方案、实践主体等方面进行完整科学的专业教育体系的细致研究。可以说,用3A的理论来制定、指导我们的景观学教育体系,本质上就是景观学本身错综复杂、涉及面极广的客观需要。同时,在景观学人才培养这一最为核心的教育课题中,师资队伍的建设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它直接决定了科学教育观念的施行效果、课程体系与课程结构的合理与否等重要的衍生问题。景观学人才可以在任何类型院校中培养的前提就是景观学的硬件办学条件、软性师资条件均应符合3A的教育理论的要求,即教师队伍中必须要有农学、建筑学、艺术学这三方面的人才作为景观学的教学骨干。而且,景观学的学科带头人必须要有这种整体观和系统意识,不管是在什么类型的院校,景观学学科建设均应当从这三个方面来配备专业教师、设计课程体系。

  2011年我和叶少勇学长的博士论文作为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室的“西藏贝叶经系列”出版,日本大谷大学、奥地利国家科学院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等地的著名学者看到我们的书后,均给我们发来贺信,称赞我们的研究成果。2012年我再次申请到DAAD的奖学金到德国做短期博士后,哈特曼教授听说我的书已经出版,特别高兴,嘱我给他多寄五本,以便送给州立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收藏。走笔至此,想到季先生亲手创立的印度学专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梵文学者长夜孤灯,寂寞坚守,为的就是传承这份事业,这种精神。虽然我们的书内容艰涩难懂,识者寥寥,但我们的努力已经渐渐为国际学界所赏识,中国的佛经写本研究在国际上已有了一席之地。而印度学和梵文的研究也在北大、社科院、复旦等多地开花结果,惟愿我在交大亦能播撒下印度学的种子,有朝一日长成参天大树吧!

  学者小传

  学者小传

  周武忠,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与景观研究所所长。国际园艺学会景观与都市园艺委员会委员,美国风景园林师学会国际会员,中国花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花卉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公园协会理事,中国生态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旅游协会理事,江苏省旅游学会会长。

  范慕尤,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主要为梵语与佛教文献,兼涉印度文学与哲学。

  曾任扬州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扬州江南景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民革扬州市委副主委、扬州市郊区政协副主席、江苏省第八届政协委员。2001年在南京艺术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调入东南大学,任教授、旅游学系主任、旅游与景观研究所所长,江苏东方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江苏东方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并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访问学者,德国莱布尼茨汉诺威大学访问科学家。曾获国际园艺学会突出贡献奖、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十大首席旅游规划设计师、江苏省旅游规划设计成果奖一等奖。

  生长于古城长安,渭水之滨,家世书香,祖辈执教杏坛。幼承庭训,好诗书,习翰墨,韶华之年,慕三尺讲台,遂于199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年忝列保送之列,入读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受教于段晴先生门下,读天竺诗文,品佛经古卷。2005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印互换奖学金”项目资助,负笈天竺,于印度德里大学梵语系精读梵语华章,初涉藏学秘境。2007年蒙导师推荐,获德国DAAD奖学金资助,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印度学与藏学研究所写作博士论文《原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第76号经<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的梵、藏、汉对勘本及相关研究》,与一众豪英研读贝叶古经,深受教益。2009年1月博士毕业。博士期间曾在日本创价大学佛教高等研究所年报和德国汉堡大学《密教研究》杂志发表两篇论文。2009年5月至2011年12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做师资博士后。期间先后开设印度佛教史、印度思想与东方世界和基础梵语等课程。出版专著《无二平等经<梵文写本>的对勘与研究》。2012年1月至6月受DAAD短期博士后项目资助,在慕尼黑大学做短期博士后研究。

  主持过30余项大型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规划和多项省部级课题。多次主持、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代表性论著有《新乡村主义论》、《当代中国景观设计艺术批评》、《中国园林艺术》、《中国花卉文化》、《园林美学》、《旅游景区规划研究》、《理想家园-中西古典园林艺术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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